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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城拿下来的第三天，沈砚之才抽出空来，去了一趟电厂。电厂在城西，一栋灰扑扑的砖楼，外墙被炮弹啃了好几口，露出里面焦黑的砖茬。楼顶的烟囱歪着脖子，像被人打折了脊梁。门口堆着沙袋，两个兵守着，看见沈砚之来了，立正敬礼。他摆摆手，没让他们跟着，一个人走进了厂房。
车间里很暗，只有几缕天光从炸开的屋顶裂缝漏进来。发电机已经停了，巨大的铁壳子上蒙着一层灰。地上到处是碎玻璃、断电线、歪倒的油桶。空气里弥漫着焦糊味和机油味，呛得人喉咙发紧。沈砚之走过一排排停摆的机器，皮鞋踩在碎瓷片上，发出细碎的响声。他走到车间最里面，那里有一面墙。墙上用白粉笔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，字迹潦草，像是匆忙间划上去的。
“闸已拉。勿念。”
四个字。没有署名，没有多余的话。粉笔灰被漏进来的雨水冲淡了，但字还看得清。沈砚之站在那行字前面，站了很久。他从兜里掏出烟盒，抽出一支，没点，放在墙根下面。然后他转过身，走出了车间。
门口守着的一个兵说：“总指挥，那墙上的字，要不要找人来描一下？怕雨淋没了。”
“不用。”沈砚之说，“让它留着。能留多久留多久。”
他回到指挥部的时候，庆功宴已经摆上了。说是庆功宴，其实就是几张桌子拼在一起，上面铺了几张报纸，摆着几盘咸菜、一盆煮黄豆、一摞硬邦邦的烧饼。唯一的荤菜是一盘炒鸡蛋，金灿灿地堆在盘子中央，像座小金山。几个营长围坐着，赵石头胳膊上吊着绷带，坐在角落里，正拿左手笨拙地夹黄豆。
沈砚之一进门，所有人都站起来。
“坐，坐。”他按了按手，走到桌子一头坐下。他看了看桌上的菜，又看了看几个营长的脸。那些脸一张比一张黑，一张比一张瘦，颧骨上全是风霜，眼圈下面全是青黑。但他们的眼睛亮着，亮得像一群刚从火场里跑出来的人，喘着气，但活着。
“吃。”沈砚之说。
没有人动筷子。周云舫咳了一声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清了清嗓子。“总指挥，南京方面的电报。”
沈砚之拿起筷子，夹了一颗黄豆。“念。”
周云舫展开电报纸，声音平平的，像在读一份不关己的文件。“南昌克复，殊堪嘉慰。着该部就地休整，听候整编。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，师长一职，由南京方面另行委派。沈砚之着即赴南京面陈军务，另有任用。”
屋子里安静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沈砚之。那颗黄豆在他嘴里嚼着，咔嚓咔嚓响。他嚼完了，咽下去，又夹了一颗。
“继续念。”
“就这些。”周云舫把电报放在桌上。
赵石头第一个拍了桌子。“另行委派？另行任用？什么意思？咱们拿命打下的南昌，南京一张纸就要拿走？总指挥，这口气你咽得下去，我咽不下去！”
“你坐下。”沈砚之说。
赵石头站着，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暴起来。他胳膊上吊着绷带，另一只手攥着筷子，攥得骨节发白。“总指挥，兄弟们死了多少才打进南昌城，你比谁都清楚。程大哥……程大哥在武昌就没了，他到死都没看见南昌城墙上插咱们的旗。现在南京的人要来摘桃子？凭什么！”
沈砚之放下筷子。他抬起头，目光扫过每一张脸。那些脸上有愤怒，有不甘，有委屈，有疲惫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开口，声音很平，像一块被磨了很多年的石头。
“南京方面要委派新的师长，那就让他来。但新师长来了，也得带着咱们这些兵。咱们这些兵认的是这面旗，不是某个人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走之前，有一件事要做。”
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名单，放在桌上。名单上写着二十三个名字。那是南昌攻城战中牺牲的营连级干部。第一个名字是“钉子”的化名——李志高。最后一个名字，是他昨天才打听到的，一个叫“陈有福”的老兵，南昌本地人，爬城墙的时候被守军的刺刀捅穿了肚子，摔下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截城砖。
“这二十三人的名字，刻在城墙上。”沈砚之说，“不管以后谁来当师长，南昌城墙上，得有这二十三块砖。”
没有人说话。赵石头慢慢坐了回去。他低着头，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把碗端起来，碗里的烧饼被他攥得变了形。
宴席散了之后，沈砚之一个人上了城墙。雨虽然停了，风还很大。他顺着城墙走了一段，走到城南那段被炮弹炸塌的垛口。几个兵正在用沙袋修补，看见他来了，停下来敬礼。他摆摆手，让他们继续干。他走到城墙内侧，那里有一面刚用水泥抹平的新墙。墙上刻着二十三个名字，一竖排，从上到下，字体深浅不一，显然是不同的人刻的。有的刻得工整，有的刻得歪斜，但每一笔都入石三分。
沈砚之蹲下来，用手指摸了摸“李志高”三个字。水泥还没有完全干透，他的指腹上沾了一层灰。他搓了搓手指，站起来。江风从赣江上吹过来，带着水汽和凉意，吹得他打了个寒噤。他拉了拉衣领，转身准备下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兵跑上来，手里拿着一封信。
“总指挥，有人送来的。没署名。”
沈砚之接过信封。信封上没有字，里面只有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写着一句话——“速去南京，有人在等你。”
字迹娟秀，像是女人写的。沈砚之把纸条翻过来，背面画着一个很小的图案。一朵梅花。他盯着那朵梅花看了三秒，忽然把纸条攥在掌心，快步走下城墙。
南京。有人在等他。谁？他在南京没有熟人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。唯一算得上“有人”的，是一个他一直不愿意想起的人。
七年前，他从北京逃离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帮他藏过三天。那三天里，她给他煮粥，给他换药，给他找了一套邮差的衣服。她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“我姓沈”。她没有追问。她只说了一句话——“姓沈的，你要是活着，以后来南京找我。我在夫子庙旁边开茶馆。”
七年了。他没有去找过她。他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南京，不知道那间茶馆还在不在，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那个狼狈逃命的“姓沈的”。但现在有人送来了梅花图。他认得那朵梅花。是她绣在手帕上的图案。她的手帕，七年前他离开的时候，她塞进了他的包袱里。那块手帕后来在逃亡路上丢了。她怎么会知道他在南昌？她怎么找到的他？她为什么现在要他去找她？
沈砚之回到指挥部，把赵石头叫来。
“我要去南京一趟。”
赵石头瞪眼。“你真去？南京这是鸿门宴，去了就回不来。”
“必须去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沈砚之没有回答。他收拾了一个小包袱，装了两件换洗衣服、一支手枪、三发子弹和那块手帕的替代品——他后来找人重新绣的一块。绣工很差，梅花绣得像狗尾巴花，但他一直留着。他把包袱挎上肩，走出指挥部。天已经全黑了。南昌城里亮着零星的灯火，街上行人不多，巡逻的士兵一队一队走过。
他走到城南门口，忽然停住脚步。城墙根下，蹲着一个女人。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头发挽成一个髻，手里提着一个竹篮。篮子里是一摞烧饼。她面前摆着一张破纸，上面写着“寻沈砚之”。她不喊，也不抬头，只是蹲着，像一尊被遗忘在城墙根的小石像。
沈砚之走过去。那女人抬起头。她的脸很瘦，颧骨很高，眼睛不大但很亮，眼角有细密的皱纹。她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。
“你找我？”沈砚之问。
“你是沈砚之？”
“是。”
女人站起来。她的腿蹲麻了，晃了一下，沈砚之伸手扶了她一把。她站稳了，把竹篮举到他面前。“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”
沈砚之揭开篮子上盖的布。烧饼还是热的，散发着麦香。烧饼下面压着一封信。信封上写着三个字——“沈砚之亲启”。他撕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照片。黑白照片，边缘发黄，拍摄年代至少在十年以前。照片里是两个人，年轻的一男一女，站在一座桥上。男的穿着军装，女的穿着旗袍，两个人都在笑。那个男的，他认得。是他自己。那是十多年前，他在日本留学时候的照片。那个女的，他也认得。是南京那个开茶馆的女人。她的名字叫“阿梅”。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全名。她只说她叫阿梅。
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——“你来南京，我等你。有些事，你必须知道。关于你的父亲。”
沈砚之把照片翻过来，看着上面年轻的自己和阿梅。风从城门洞里灌过来，吹得照片角微微卷起。他把它放进贴身的口袋里，抬头看了那女人一眼。
“谁让你来的？”
“一个戴眼镜的老头。”女人说，“他给了我三块大洋，让我把篮子送到城门口，说你今天一定会来。”
“老头？长什么样？”
“六十来岁，瘦，留着一撮山羊胡。”女人想了想，“他说话带北方口音，像是天津那边的。”
沈砚之的心沉了一下。戴眼镜、山羊胡、天津口音。他脑子里闪过一张脸。他父亲当年的副官。那个在父亲被杀之后失踪的人。他叫周福林。沈砚之找了他十年，一直没有找到。他还活着？在南京？和阿梅在一起？
“什么时候给你的？”
“今天早上。天还没亮，他就来敲我家门。他说你今晚会来，让我在城门口等着。”
沈砚之沉默了很久。他把竹篮还给女人，从兜里掏出两块银元递过去。女人摆手不要，他硬塞进她手里。
“谢谢你。”他说。
他转身朝城外走去。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那女人一眼。
“他还在南京吗？那个老头？”
“他说他在夫子庙等你。”女人说，“他说你只要去夫子庙，闻到梅花的味道，就能找到他。”
梅花。又是梅花。阿梅的茶馆门口种着一棵老梅树。他记得。当年他离开的时候，那棵树还很小，刚过墙头。七年了，应该已经长得很高了吧。
沈砚之走出城门，站在城外的土路上。夜风从远处吹来，带着田野的气息和一点点不知名的花香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南昌城，城墙上的火把在风中摇晃，像一排不肯熄灭的眼睛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阿梅当年问他姓什么的时候，他说“我姓沈”。她笑了笑，说“沈这个姓好，听着就像能扛事的人”。她那时候不知道他的全名。后来他走了，再也没有联系过她。但现在她找到了他。她不光找到了他，还找到了他父亲的副官。这两个人，是怎么碰到一起的？
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那里有女儿的照片，有陈明月的玉佩，现在又多了一张他和阿梅的旧照片。三样东西，三个女人，三个不同的人生。他都欠着。欠女儿一个父亲，欠明月一个家，欠阿梅一个交代。
“姓沈的。”他自言自语，声音被风吹散，“你这一辈子，到底要欠多少人。”
他没有再回头。大步朝南走去。南京在南昌的东面，他要先往东走，再往北拐。路还长。他走得很快，脚下的泥地被夜露打湿，踩上去微微发软。他走了很远，远到南昌城的灯火在身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光点。然后他忽然停住脚步，从兜里掏出那封信，就着月光又看了一遍。照片背面那行字下面，还有一行极小极小的字。他刚才没有发现。
“沈兄，你父亲死前见过我。他告诉我一句话，让我转告你。他说——‘莫信北方人。’”
莫信北方人。沈砚之把纸条攥在手里，指节发白。莫信北方人。父亲为什么说这句话？谁是北方人？他自己就是北方人。他父亲也是北方人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脑中闪过无数张脸——周福林是北方人。阿梅是北方人。他身边的大部分人都是北方人。父亲到底在说谁？说周福林？说阿梅？还是说——沈砚之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，浑身一冷。父亲说的“北方人”，可能不是指籍贯，而是指立场。北方当时是袁世凯的地盘。父亲的意思是——莫信袁世凯的人。
他把纸条折好，放回信封，塞进贴身口袋。然后他继续往前走。步子比刚才更快了。夜风把他的衣角吹得翻卷起来，像一面小小的、不为人知的旗。
（本章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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